“对巩义、项城、永城、固始、邓州等5个区位优势明显、有望培育成未来地区性中心城市的县，赋予与省辖市相同的经济管理权限和部分社会管理权限；对新郑、偃师等30个经济基础好、发展潜力大、特色和优势明显的县，赋予省辖市的部分经济管理权限。”3年前的2004年4月，河南赋予35个扩权县十个方面的主要管理权限项目多达80条，从各级政府文件到专家学者再到新闻媒体，强县扩权成为共同关注的焦点。到今年4月，扩权之路正好走过3年，强县扩权实施过程中暴露出了什么问题？对这项政策应该如何进行深层次的反思？

      值得重视的若干问题

      实施强县扩权，扩权县得到的最大实惠是管理权的扩大，拥有了更大的发展主动权，有力地促进了县域经济的发展，同时扩权县还得到了一系列发展扶持政策。 

      如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强县扩权也暴露出值得高度重视的若干问题，其中最棘手的是扩权县与地级市的关系处理上，以及扩权县与省直部门的有效对接上。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一些地级市和省直部门的“惜权”思想严重，本应赋予扩权县的权力没有真正放开，本应由扩权县享受的政策没有真正落实，存在“先放后收、放小不放大、放虚不放实、明放暗不放”的现象。而且，地级市对扩权县的支持力度有所减弱，出现了省与县两级积极性高涨，地市一级政府被动应付的“两头热，中间冷”的现象。 

      其次是增加了扩权县与上级应酬的工作量。由于县级人事权仍然掌握在地级市手中，扩权县感到有了“两个婆婆”，原来的“一头应酬”变为“两头应酬”，应酬成本增大了。

      在扩权政策扶持上，要针对县域经济发展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实行普惠制，在优惠政策上共有共享；同时，根据县域经济发展的特殊情况，实行分类制，在优惠政策上分类对待。对大城市的卫星城县，强化与大城市的一体化发展，赋予与大城市一样的对外开放权；对于边缘山区县，加大生态建设的财政转移支付；对于农业大县，加强优质农产品生产的扶持；对于区域独立性大、区位较好的县，扩大公共服务权、市场监督权、经济管理权和社会管理权；对城市化发展前景好、工业发展潜力大的县，下放项目审批权，扩大土地征用权，鼓励率先发展；对于资源比较丰富的县，加强资源管理、促进资源合理开发；对于贫困县，加大扶贫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力度等。 

      在扩权中，扩权县感到最棘手的问题，是怎样处理好与顶头上司地级市的关系。在政治体制不变的情况下进行扩权，往往会增加扩权县的协调成本。对省政府而言，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是难点问题，是在地级与县级二者间赋予县扩权的幅度多大为宜？为了稳定地级市，河南在扩大县管理权限中，对凡涉及到经济利益的基数划分或需要参照基数数字的，需要及时指导、协调扩权县与所属地级市的，都按照公平合理、不挤不占、协商一致、双方认可的原则，做好基数划分工作，地级市因县扩权受到的短期经济损失可从省里得到补偿。因而，河南的县扩权没有遭到地级市的反对，但也表现出了扩权的不彻底性。 

      强县扩权，需要加强省级监督和管理能力。扩权县拥有了较大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如何有效地监督县政府权力的使用？防止出现诸如投资冲动和重复建设、以及由于更大权利导致的腐败现象，关系到强县扩权改革的成败。同时，扩权后，大量经济社会管理事务由县直接与省里联系，省级政府的管理半径大大增加，要高效直接管理好数量众多的县，省级政府必须采取相应的有力措施。 

      如何走向省直管县 

      从根本上解决强县扩权存在中的问题，长远的措施是推行省直管县体制。与国际上通行的三级政府不同，我国多数地区实行的是五级政府架构。行政层级过多的现状与县域经济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过多的政府管理层级，降低了行政工作效率，影响了政府高效运转。同时，一些地级市经济实力偏小，较多地把资源和精力放在发展地级市区经济上，甚至从经济强县“抽血”，束缚了县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