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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袁世凯之二

2007-04-20  作者:袁静雪  来源:项城袁氏文化研究会

四、乘辛亥革命之机东山再起

    辛亥革命爆发,我父亲终于得到了“东山再起”的机会。这时候,清廷为了镇压在武昌起义的革命军队,派了陆军部大臣荫昌带领冯国璋、段祺瑞率北洋军两镇南下“讨伐”。当荫昌和冯国璋经由京汉铁路南下的时候,都曾先后在彰德下车来看望我父亲,并且征求他对于国事的意见。我父亲当时对荫昌表示:“久居乡野,对国事未敢置辞。”可是对他的老部下冯国璋,却指示了“慢慢走,等等看”的6字方针。冯国璋确实是依照他的指示来执行的。因此,北洋军队虽然已经陆续南下,但并不积极行动,也不认真听从指挥。这就使得那身居总司令的荫昌陷于十分困难的境地。清廷在万分不得已的情况下,先是起用我父亲为湖广总督,他不肯就任。后来又召回荫昌,改派我父亲为钦差大臣,节制调遣水陆各军,他仍然不肯就任。最后任命他为内阁总理大臣,组织责任内阁,他这时如愿以偿,才答允出山。
    在他和清廷讨价还价的时候,他和各方面的信、电往返,更加频繁了。电报房中嗒嗒之声终日不断。朝野要人来看望他的也就更多了。我们那时候年纪还小,虽然不知道来的都是些什么人,但是远远看到一些男佣人们穿梭似地来往传报,我父亲几乎整天都在“办公”和会客,我们意识到他是忙碌极了。这时候,听说他的老朋友,当时的内阁大臣徐世昌也来劝他出山了。那时候三姨太太的住房紧靠着另一个院子里的厢房。我父亲就在这厢房里办公和会客。这两排房屋,虽然不是一个院子,但后窗户却是紧对着的。我们在夜里三、四点钟一觉醒来,总是望见那边的厢房里电灯还亮着,还仿佛听见那边有说话的声音。
    最后,我父亲决意出山。全家上下听说以后非常高兴。在他临走的头一天晚上,全家团聚在一起吃饭。他看到大家那样欢乐却叹了一口气说:“你们不要太高兴了,我是不愿意出去的。这次出去了,怕的是不能够好好回来啊!”话虽如此说,他却毕竟是东山再起了。
    在他出发以后,有一天,我们家里忽然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说是第6镇统制吴禄贞2要派人杀害我们全家。这时候,全家上下惊慌万分,毫无办法。我们小姐妹更被吓得手足无措。二姐曾天真地对我说:“要是真来杀我们,我们就顶着花盆藏到花园的池子里去,他们自然就找不到我们了。”不久又传来消息,说吴禄贞在石家庄车站遇刺身亡。在这次事件之后,我父亲考虑到,今后我家如果还住在彰德,未必不再发生同样事件,就让我们全家分批搬到天津。当时我们在天津是分别住在几个地方的:我娘和大哥住在德租界,大姨太太和二哥住在意租界,其余的二、三、五、六、八、九6个姨太太和我们小兄弟姐妹们都住在英租界小白楼“矿物局”。住下不久,全家又按我父亲的指示,分批搬到北京,住在石大人胡同外务部(民国时期改名为外交部,石大人胡同也改名为外交部街)内。记得当时第一批来就和他同住的是五、六、八、九4个姨太太和二姐同我姐妹2人。
    当我们到达北京的时候,正是我父亲介于清皇室和南京政府之间居中折冲的时候。有一天,他乘坐双套马车由宫里回家,在走到东华门大街将近东口的时候,忽然有人从当时有名的饭馆“东兴楼”的楼上扔下3颗炸弹。其中的两颗当时爆炸,除了我父亲的顶马3袁振标当场被炸死以外,还有另一顶马杜保和双套马车的两马,都被炸成了重伤。杜的伤势很重,过了不久就死去。另外一颗炸弹扔到“东兴楼”下便道上自来水龙头旁边的水坑里去了,没有爆炸。那两匹马被炸伤以后便如飞地奔驰起来,车上的马夫虽然紧紧地勒缰绳,也勒它们不住,只得任着这两匹伤马飞快地跑,一直到它们回到石大人胡同外务部门口方才站住。这两匹马因为受伤过重,终于死去了。我父亲侥幸,当场既没有受伤,又平平安安地回到官邸。因此,他在见我们之后,只简单地说了一下当时的情况,接着便哈哈地笑了起来。据跟随我父亲出去的男佣人事后谈起,当时那两匹马都被炸伤了肚子,伤势很重,如果立时都死在“东兴楼”门前,宫保的性命是会发生危险的。
    在这次刺杀事件发生后的不多时间,我们就听得有人来说,当场捕获了5个“凶手”。据说,都是孙中山派来的革命党人。同时,还在“东兴楼”楼上发现了另外两颗炸弹,都是用蒲包装着的,只是还没有来得及扔 去罢了。我父亲在这次事件中虽然并未受伤,但以后对清皇室的交涉,都让他的助手代他办理,他本人却从此不再出门了。第二天,又有人在外务部的门口扔了一颗炸弹,当场并没有炸伤什么人,只是我父亲的办公室窗户上的玻璃受爆炸声浪的冲击,形成了许许多多的小纹。他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此后就听从家里人的劝告,搬到地窖子里办公去了。有一天,我听得母亲惊慌地说了一句:“招儿(二哥克文的小名)又惹祸了!”原来是,二哥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竟自把刺杀我父亲、原来要判处死刑的凶手,给放走了一两个人。可是我父亲对于这件事并没有深究。
    清王朝的“宣统皇帝”宣布退位以后,南京政府派了蔡元培等5人为“迎袁专使”,前来北京迎接我父亲南下,就任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不料就在这个时候,北京城内又发生了第3镇兵变的事件。兵变的借口是反对我父亲离开北京。事后听说这次兵变的把戏,是我大哥串通第3镇统制曹锟搞起来的。我父亲事先并不知道。但是,不管怎样,我父亲终于在南京政府的妥协下,在北京宣誓就职。


五、从总统到皇帝梦的幻灭


    当我父亲宣誓就任临时总统以后,又过了一个时期,清皇室让出了中南海。我们又从当时所住的铁狮子胡同陆军部(现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宿舍)搬进了中南海。我父亲自从住进了中南海,就没有再出过新华门一步。这是因为“东兴楼”门前的爆炸案件使得他余悸犹存。而且,大约在我们搬进中南海后不久,府内也发生了一次意外事件,说是有一个人把炸弹扔进海里,并未爆炸。这更使得他不敢轻易外出。说他不敢轻易外出,是因为我和我父亲同住在居仁堂楼上,如果他有事外出,一定要传车,传待卫的人,还要换衣服,这些我不会不知道。可以这样说,我父亲是活着进的新华门,直到死后才被抬着出了这个门。
    我父亲在中南海内先是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接着是中华民国第 一任大总统,后来又自称“中华帝国洪宪皇帝”。现在分别谈谈在这3个阶段里有关他的一些情况。
    我父亲当时一直居住在居仁堂内,有人说他当时住在怀仁堂,是错误的。他办公室,设在居仁堂楼下东头的一间大房间里。楼下的西部,是他会客、开会以及吃饭的所在。另外,在居仁堂的前院,还有一处叫做“大圆镜中”的房子,也是他会客的地方。他什么地方会什么样的客,是按着来客的身份以及跟他的关系来区别对待的。例如,一般生客在“大圆镜中”,熟客在居仁堂楼下西部,最熟的就在办公室内会见了。如果来客比较有身份,那么,会见的地方也可能有所改变。但是他接见张作霖却是个例外。张作霖是当时的27师师长,他由东北来京谒见我父亲。按照他的身份以及他和我父亲的关系,是只能在“大圆镜中”会见的。可是我父亲为了表示对他的优遇,却破例地在办公室内会见了他。当时办公室内的北面,安设着一个多宝格子。格子里摆设着一些古玩器物。其中有一个丝绒盒子,里面放着4块打簧金表。每一个表的边上环绕着一圈珠子,表的背面是珐琅烧的小人,样子是极其精致的。当时我父亲和张作霖分坐在沙发上谈话。张在谈话的时候不时地注视离他坐位很近的这4块金表。我父亲看到这种情况后,晓得他是爱上这几块表了,当时就送给了他。我父亲在送走张作霖以后,一路笑着上楼,说明了赠表的经过,并笑着对我们说:“他真是没见过世面。他既然看着喜欢,我就送给他了。”说完了,接着又哈哈大笑起来。
    我父亲的卧室,是居仁堂楼上的东头的一个大房间。他最喜欢二姐和我,就让我俩住在楼上西头的一个房间里。我家其他人的住处,也是经过他安排指定的。大致的情况是:我娘于氏是和二姨太太、大哥夫妇、还有大哥的姨奶奶和他的孩子们以及四哥夫妇都住在福禄居;大姨太太、三姨太太和二哥夫妇三哥夫妇,还有一部分小弟妹们,住在字廊后边的4个院子里;五、六、八、九4个姨太太和她们的孩子们都住在居仁堂后边的一所楼上。这个楼和居仁堂的楼上,是有天桥可通的。
    我父亲在做大总统期间,每逢阳历新年,一定要在怀仁堂招待外宾。宴会后,总要有北京京剧界的名艺人来唱“堂会”。那一天,他穿着蓝色的总统服,头上戴着插有白缨的蓝色鸭舌帽,胸佩勋章,斜系大绶。我和二姐当时都也有“总统小姐”的礼服:上身是大红绣牡丹的外褂,里面衬着“和尚领”,系带子的淡青色绸衬衣,下面是淡青色绸裙子,红色缎子高跟鞋。这种礼服的样式,到底是什么人规定的,那就说不清了。
    我父亲从什么时候起想要当“中华帝国”的大皇帝?有关这一事件的酝酿和发展过程,我们是知道得比较晚的。这是由于他凡是涉及到政治上的大事,向来对我们守口如瓶,加以我们被深深地闭锁在中南海内,所有府外的情况,我们了解得极少。但我们也自有其有利条件,那就是,在和大哥、二哥的闲谈的时候,他们有时会露出一鳞半爪,使我们能比较简单地晓得某一个事件的经过。我父亲要称帝这件事,由于大哥在政治上有野心,所以一向讳莫如深。他怕过早暴露,会给自己多树敌人。至于二哥,他是一个不愿过问政治的“名士派”,又和我是同母兄妹,因此,他就把这个秘密告诉了我。在我晓得这个消息后,渐渐发觉全家上下的精神面貌,确实和以往有所不同,仿佛将要发生什么大事似的。
     我父亲在这一阶段里的表现,也自然不同往常。他有的时候似乎很高兴,有的时候又非常不高兴。比如说,他在晚间上楼以后,二姐和我去看他,如果他心里高兴,就会有说有笑,有时说得高兴,还会和以前一样地哈哈大笑起来。有一次,我俩在叫了他一声“爸爸”以后,他温和地对我俩说:“你俩要好好念书,好好学习规矩礼法,将来要当公主啦!”有的时候,在我俩叫了一声以后,他却简简单单只“嗯”地应了一声,说上一句:“去玩吧!”这时候,我们便意识到,爸爸又在不高兴了。另外,我俩有的时候还听到伺候他的丫头对别的佣人说:“总统今天又有气,大家小心点!”真的,在这天吃饭的时候,他一定是板着面孔,鼻子里有时发出一声叹息似的“嗯”声,并且一边吃,一边嫌菜做得不好,在闹脾气。这时候,就是他所最宠爱的五姨太太也要看个合适的当口,才敢淡淡地解释一两句。但是,她的解释,也同样要碰我父亲的钉子。他这种态度的转变,大概是和外间对于帝制反映有关的。
     我父亲的生活习惯,在这个时期里也同样有所改变。我们觉得,他不再像以前那样从容,而是比较紧张。他做大总统的时候,经常是晚间九时上楼,到了这个时候,却深夜还在办公和会客,以致我俩姐妹虽和他同住一个楼上,可是常常很晚了还不见他上来。因此,他那逗我们说笑玩耍的事情,就成为很少有的了。
    他虽是这样日夜紧张忙碌,可是并不能阻止那内外交攻的情势向他逼来。首先是,蔡锷在云南发动了起义,组成护国军。紧接着日本帝国主义也改变了原来的赞成帝制的态度。这些已经是够使他恼火的了,家庭间因此而惹起的纷争,就使得他更加恼火。其中最突出的是“立太子”的问题。大哥克定以前在彰德车站骑马的时候把一条腿摔坏了,左手也连带着受了伤(他左手的手心没有厚皮,所以经常戴着一只手套)。因此,我父亲说他“六根不全”,将来怎么能够“君临万民”。他曾露出这样的口风;要在二哥、五哥二人之中,择一立为“太子”。二哥人极聪明,有才气,我父亲常常夸奖他“有天才”。五哥待人诚恳,学问也不错,我父亲也同样很喜欢他。当时的“大典筹备处”曾给各个弟兄每人做了一身“皇子服”。有一天,四哥、五哥、六弟、七弟、八弟5个人,在“新华宫5”内,各自穿着“皇子服”,合着拍了一张照。大家一看,五哥那一套上的金花式样和其他弟兄的有所不同(这张照片,现在还在我处保存),只有二哥的那一套是和五哥的相同。这反映了我父亲的用意所在。在这两人之中,二哥年长,又不时替我父亲外出办事,颇得我父亲的信任。更重要的是,我父亲对他有所偏爱,因为他既是三姨太太的长子,又是过继给大姨太太而为她所溺爱的一个爱子。因此,二哥将要被立为“太子”的呼声更高。大哥听得了这个消息,便扬言说:“如果大爷(大哥称呼我父亲为“大爷”原因不明)要立二弟,我就把二弟杀了!”因此,“新华宫”内闹得人心惶惶。有一天,我特地把大哥所说的话告诉了父亲,并且和他说:“咱们家要闹‘血滴子’了!”我父亲听了以后,只简单地说了“胡说”两个字,并没有什么其他表示。但是雍正夺位的惨剧,到底不能不使他无动于衷。
    “立太子”的事,并没有到此为止。原因是二哥的呼声虽然最高,但五哥的“皇子服”毕竟也有那不同式样的金花。五哥是二姨太太的长子,如果五哥立为“太子”,二姨太太就是未来皇帝的母亲,也就是未来的“皇太后”了。而五姨太太想到自己既是我父亲身边最宠的人,自然也就希冀着那样的尊位降临到自己身上。因此,她就时时在我父亲身旁嘀嘀咕咕,要求立她的长子——老六为“太子”。这个情况,不但伺候我父亲的丫头流露过一言半语,就是我也听到五姨太太在我父亲面前称赞老六的种种好处。我父亲处在这内外夹攻的情况下,怎么能够使他不越加恼火呢!但是,使他更加恼火的,还是假版《顺天时报》的暴露。
    《顺天时报》是当时在北京销行数量比较多的日本人所办的汉文报纸。我父亲平时在公余之暇,总是专门看它。这大概由于它是日本人办的报。可是,也就因为这个缘由,才使他受了假版《顺天时报》的欺骗而毫不自知。假版《顺天时报》,是大哥纠合一班人(是否就是所谓“六君子”那一班人,那就不得而知了)搞出来的。有一天,我的一个丫头要回家去探望她的父亲(这个丫头是一个老妈子的孩子,是自由身子,所以准许她隔一些时候回家探望一次),我当时是最爱吃黑皮的五香酥蚕豆的,便让她买一些带回来吃。第二天,这个丫头买来了一大包,是用整张的《顺天时报》包着带回来的。我在吃蚕豆的时候,无意中看到这张前几天的报纸,竟然和我们平时所看到的《顺天时报》的论调不同,就赶忙寻找同一天的报纸来查对,结果发现日期相同,而内容很多都不一样。我当时觉得非常奇怪,便找二哥,问是怎么回事?二哥说,他在外边早已看见和府里不同的《顺天时报》了,只是不敢对父亲说明。他接着便问我:“你敢不敢说?”我说:“我敢。”当天晚上,我便把这张真的《顺天时报》拿给了我父亲。我父亲看了之后,便问从哪里弄来的,我便照实说了。我父亲当时眉头紧皱,没有任何表示,只说了一句:“去玩去吧。”第二天早晨,他把大哥找了来,及至问明是他捣的鬼,我父亲气愤已极,就在大哥跪着求饶的声音中,用皮鞭子把大哥打了一顿,一边打,一边还骂他“欺父误国”。大哥给人的印象是,平素最能孝敬父母,所以他在我父亲面前 的信用也最好。我父亲时常让他代表自己和各方面联系。可是从这以后,我父亲见着他就有气。无论他说什么,我父亲总是面孔一板,从鼻子里发出“嗯”的一声,不再和他多说什么话,以表示对他的不信任。看起来,我父亲对于帝制前途的不甚美妙,已经是有所觉察了。
    就在这个时候,家里的几个小些的姨太太,还不知道我父亲当时处境的困难,竟因为“妃”,“嫔”的名称和他当面争执,以致使得他更加一分烦恼。事情的经过是:在他决定了帝制以后,我娘于氏当然就是“正宫娘娘”,至于那几个姨太太,我父亲曾口头封过:大、二、三、五,4个姨太太都为“妃”;六、八、九,3个姨太太都为“嫔”(四姨太太、七姨太太这时已死)。这种封法,那3个小些的姨太太是不满意的。可巧在元宵节的晚上,很多人都聚在居仁堂楼下在等着吃元宵(那时我父亲和我们家里人都仍然把汤圆叫做元宵。有人把外间叫做汤圆的说法告诉了我父亲,他还说:“袁,元两字,音同字不同,有什么可忌讳的。”)等到元宵端来,我父亲一边先坐在桌旁吃,一边还叫大家坐下同吃。这时候,六姨太太首先嘀咕起来,说是如果我父亲不封她为“妃”,她就要带着孩子回到彰德去住。接着,八姨太太、九姨太太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五姨太太当时在旁解劝着说:“你们别闹啦 !你们都当妃子,爱管我叫什么就叫什么。”可是那3个人却依然在呶呶不休。我父亲看到了这种情况,把筷子一撂,长叹了一口气,说:“你们别闹啦!你们都要回彰德,等着送我的灵柩一块儿回去吧!”说完,就走回办公室去了,接着,过了没有几天,便下令缓办帝制,撤销了“大典筹备处”。
这个时候,国内的情况是:一方面,蔡锷所率领的护国军,很快地占领了四川南部的一些地方。接着贵州和广西也先后宣布了独立,陆荣廷并自任为两广护国军总司令,因之护国军的声势大振。另一方面,我父亲所掌握的北洋,这个时候也开始分化,特别是他手下的两员大将——段祺瑞、冯国璋,一个是置身事外,袖手旁观;一个则不再那么恭顺地服从我父亲的命令,并且联合了江西、浙江、山东、湖南4省的将军,准备发出取消帝制、惩办祸首的电报。我父亲看到大势已去,只得亲自邀请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3人到中南海来共同举行取消帝制的紧急会议。关于取消帝制的电稿,已经拟好准备拍发了,忽然我父亲又叫把电稿拿了回来。徐世昌、段祺瑞听到了这个消息,赶忙又第二次来到中南海问我父亲,为什么又撤回这个通电?是不是不愿意这样办了?我父亲当时只说:“我要改动里头几个字。”随着也就交出去拍发了。看来,我父亲本来或许是起了反悔之意,及至再一考虑,却是除掉这样做以外,别无其他出路。正好徐、段二人又来催问,于是借辞掩饰,就此下台。但是,从此他就忧愤成疾,终于身死。
    我父亲是有迷信思想的。他既相信批八字,也相信风水之说。有人给我父亲批过八字,说他的命“贵不可言”。还听得说,我们项城老家的坟地,一边是龙,一边是凤。龙凤相配,主我家应该出一代帝王。这些说法,无疑地也会使我父亲的思想受到影响。他之所以“洪宪称帝”,未始不是想借此来“应天承运”吧。
    这期间冯国璋的态度是值得一谈的。冯国璋从小站练兵起就跟随着我父亲做事,后来经过我父亲的不断提拔,到了民国初年,直做到宣武上将军、督理江苏军务,雄踞东南,手握重兵,成了我父亲手下的一员大将。有一天,我父亲在晚间上楼后,看见几个姨太太和我俩正在他的卧室里闲谈,便和我们说:“今天冯华甫来了。”我不知道华甫是冯国璋的字,就问:“冯华甫是谁?”我父亲在说明了以后,接着问我俩:“你们应当叫他什么?”二姐迟迟疑疑地说:“叫世哥。”我父亲笑着说:“不是世哥,是四哥。”由这一称呼看来,我父亲对于冯国璋是怎样看待,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这里还应当插叙一下冯国璋和我们老师周砥结婚的一段故事。周砥,字道如,家住在天津(并不是天津人),曾教过二姐和我读汉文,及至我们搬进了中南海,她虽然已经不在字廊的专馆里担任课程,却由于她和三姨太太相处得很好,所以仍然常来常往。她是一个老姑娘,曾经声明过不再嫁人。那时候,冯国璋断了弦,他原想再要一个姨太太,所以就叫他的儿子到北方来物色。谁知他的儿子错会了意,竟自和周家说定了。当他回到南京复命的时候,冯说:“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要娶太太做什么。”因此不肯应允。周老师的弟妇周四太太平素和六姨太太最好,就到北京来转求我父亲从中说合,这才定局。随后,由我父亲代为置办妆奁,并派我的姓武的保姆作为陪嫁的老妈,此外,还派了男佣人护送着周老师到南京和冯国璋结婚。结婚以后,周老师有时回到北京来,还把我家当娘家走动,我们也都改了称呼,叫她“四姐”。
    还在洪宪帝制没有公开的时候,有一次,冯国璋由南京来谒见我父亲,顺便问一问外传称帝这件事的究竟。我父亲听他的口气,知道他是来劝阻的,对他说:“我的身体很不好,几个儿子又都不成器,我哪里有这种心思呢!”就这么把他的嘴给堵住了。我父亲在当晚上楼以后,连声说:“冯华甫岂有此理!冯华甫岂有此理!”
    帝制公开以后,冯国璋感到自己受了欺骗。我父亲死后,曾听到一个很可靠的人说,冯国璋对于我父亲的“洪宪称帝”,始终是嫌怨很深的。有的人说,当我父亲最后处在绝境的时候,冯国璋经过徐世昌、段祺瑞、梁士诒等人的疏通,幡然变计,仍然承认我父亲继续做总统,以维护“北洋派”的大局。这种说法是不确实的。
   附带在这里谈一下曾在彰德教过我们的杨令 老师的态度。她也是不赞成帝制的。有一次,她到府里来,说起洪宪帝制的事,便对我说:“既然共和了,又闹什么君主,恐怕非闹出漏子来不可!”她在当时是很有名望的。她的态度如此,似乎可以代表一部分人对这件事的看法,从而也可以知道我父亲称帝的不得人心。
    在我父亲‘洪宪称帝”的时候,我们家庭中对此也有不同的反应。我娘最高兴。她说她要当“娘娘”了。有一天,“大典筹备处”把做成的“皇女服”送了进来,二姐和我是经我父亲口头上封为“公主”的,但是“公主服”还没有做好,我娘便叫从二姐起都穿上“皇女服”,陪着她一起照相。这天,五、六、七、八、九妹,还有大哥的两个女儿,共7个人,都穿上了新装,唯有我是不赞成帝制的,偏偏不肯穿着照相。很多人劝我,我母亲还吓唬我,我不听,最后只得由我穿了便服了事。拍照的时候,我娘居中稳坐,众“皇女”左右簇拥着,看起来,花团锦簇,好不得意。那几个姨太太之中,除了上面已经谈过的六、八、九3个人有过争“妃”的问题和五姨太太有过争六哥为“太子”的事情以外,其他的人从来没有什么异议。看来,她们对于我父亲的称帝一事,都是表示赞同的。
    在我们家里,最热衷于这件事的是大哥。他之所以这样热衷,是为了要当“太子”,要做“嗣皇帝”。他虽然残废,却还是野心勃勃。因此,他宁肯冒着“欺父误国”的罪名,造出假版的《顺天时报》,也因此他能不顾手足的情分,竟然扬言要杀那将被立为“太子”的二哥。原先我父亲历来对他信任,他是嫡出,根据宗法制度中所谓“立嫡立长”的说法,他认为“太子”一席应当是他的,所以他竟然私自铸刻了“大皇子印”的金印。有些善于拍马的人给他写信。就称他为“大皇子殿下”。他也居之不辞。他还培植他自己的私人势力,和当时的“筹安六君子”以及一些政客们常有往来,为的是让这些人为他效力,也正是如此。例如,他的把兄弟杨士琦(杨是我父亲的心腹,当时担任着政事堂左丞),还有杨度、沈云沛、薛大可等人,就在我父亲面前嘀嘀咕咕,说他“嫡出当立”。总之,大哥是一个在政治上有野心的人,所以他就最热衷于帝制。
    二哥的态度,就和他迥然不同。二哥是一个旧时代里十足的浪漫才子型的人物。他从不爱过问政治上的事情,所以,一经听到那“太子”的称号将要落在自己的头上,并且还听说大哥因此而要杀害他,他内心是极其痛苦的。他曾和我商量过,如果我父亲一旦登极,我们就私自逃往英国去留学。不料这个消息,被大、三两个姨太太听到了,便先后把二哥叫到面前,又哭又劝,使得他想走不敢走。他在这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做了一首题目是《明志》而实际上是讽谏我父亲的诗:


乍著微绵强自胜,荒台古槛一凭陵。
波飞太液心无往,云起苍崖梦欲腾。
几向远林闻怨笛,独临虚室转明镫。
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我父亲称帝以前,北京城内曾出现了很多请愿团,其中有妓女请愿团、乞丐请愿团等。由于二哥平素爱和这些人来往,就有人说是二哥弄出来的。其实这也是大哥串通外头一些人搞出来的把戏。
    在我父亲的女儿当中,我算是唯一不赞成帝制的人。上面谈过,我揭发了假版的《顺天时报》,不肯穿着“皇女服”照相,曾和二哥私议着要逃往英国留学。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我在政治上有什么独到见解,但是我爱好自由,不愿意受那更进一步的束缚。我在当时曾说过这样的话:“现在我们本来就在‘馍饭监狱’(音谐”模范监狱”)里,每天起来扛着3大件(指念书、吃饭、睡觉),要是做了‘皇帝’,那还受得了吗!”我不愿意学习那“公主”、“皇女”们学习礼节。记得“大典筹备处”为了教导“公主”、“皇女”们学习礼节,专派了两个女师大的毕业生,一个姓鹿,一个姓杨,前来做示范性的讲解,我们就随着她们的讲解一次又一次地演习。一般说来,关于行礼、言谈等等的所有礼节,大体上仿照的是清宫里的那一套。例如:每天早晨向我父亲请安的时候,要像过去旗装妇女那样一次请3个安,计进了门请一个,往前走几步再请一个,最后到了我父亲面前再请一个。需要磕头的时候,要两腿同时跪下再磕。彼此说话的时候,要先问“您好”,还要问“您昨晚上睡得好”。对于这些繁文缛节,我是学习一次,哭闹一次。可是,在当时我父亲已经登上皇帝宝座的情况下,要想不学是行通的。幸亏这个学习由于当时政局的变化,没有继续多少日子就停止了。
    为了筹备帝制,还有一个大典筹备处。大典筹备处是什么时候成立,又是什么时候撤销的,我们不清楚。一次听二哥说,和他常在一起的他的朋友郭葆昌6奉大典筹备处的命令,到江西景德镇去烧洪宪彩瓷去了。我们从这时候起,才知道还有大典筹备处这么一个机构。这个机构的负责人是朱启钤。听说早在它还没有公开的时候,就已经在那里准备我父亲“登极”以后所该办理的一些事情了。例如“中华帝国”大皇帝的年号“洪宪”,便是大典筹备处依照我父亲的意思规定下来的。又如上面所谈到的“皇子服”、“皇女服”的式样,也是这个机构订定的。我父亲的“龙袍”是已经做成了的,只是没有公开,因而我们都没有看见过。我娘的“娘娘服”,也同样是做成了的,只是由于“妃嫔服”还没有做好,所以也没有拿进来。后来,在我父亲死了以后,这套“娘娘服”实在无法交代,我娘又坚决不肯要它,最后只得把它放在“烧活”里一同烧化了。
    现在让我们了解一下已经送了进来的“皇子服”和“皇女服”的式样吧。“皇女服”的样式是:上身是对襟、宽袖的黄缎褂子,上面绣着凤凰、牡丹、云彩、潮水和红色的太阳,所绣的这些都鲜明地在缎子上凸了出来。衣裳上镶着的领子,同样也绣着小的凤凰和牡丹。那样子,就象京剧里旦角行当所穿的“霞帔”似的。下身是黄缎裙子,也在上面绣着和上衣一样的花样。里面还有水红色绸子的衬衣,衬衣上面镶着白色绸子的“和尚领”。“公主服”虽然由于尚未做好而没有送进来,但是听说那样子和“皇女服”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所不同的是上衣、裙子都比“皇女服”的多绣了两只凤,裙子前短后长,“公主”们走动时裙子的后摆能轻轻地拂地。看来,这又是从古代外国贵族妇女那里学来的样式了。“公主鞋”是红色缎面绣花的所谓“朱履”。鞋的前端微微向上翘着,样子好像现在朝鲜妇女所穿的鞋。
     “皇子服”又叫“金花服”,是仿照英国宫廷内的式样用黑色呢子缝制的(由于当时正值冬季,所以用的是黑色呢子,其他季节该用什么样的料子那就不得而知了)。上身采用了西洋大礼服的样式:前身仅及腹部以上胸部以下,后身长过臀部,胸襟上满是一横排一横排凸起的金绣,既不开缝也不系钮扣。下身是西装裤,两侧各绣有一条金线。帽子扁扁的,样式和土耳其式帽子相仿佛,上面饰有一大溜黄色的绒毛。前面已经谈过,四哥等5个人曾经穿着“皇子服”合影。合影时,他们身上还佩着金色的绶带,绶带下端悬着佩刀。所有这些,各人都没有什么不同。所不同是胸前部分的金花,五哥和二哥的是麦穗形的,其他弟兄的是牡丹花形的;还有帽子上的绒毛,五哥和二哥的是从前到后长长的一大溜,其他弟兄的则没有他们的那么多、那么长。听说,所有上面已经做成了的服装,都是由当时最大的绸缎店“瑞蚨祥”承做的。


六、一妻九妾的地位和待遇


    我父亲的家庭情况,可以说是旧时代里封建家庭的一个典型,他有1妻9妾,17个儿子和15个女儿。此外,还有几个儿媳和一些孙子、孙女。家中还有管事的、账房、男女教师、中西医生、厨役、裁缝、花匠以及男女佣人,跑上房的和跑各房的老妈、丫头等等,总计有几百个人。这么多的人一切都要以我父亲为中心,服从他的命令,听凭他的摆布。他们的荣辱沉浮,全由我父亲一人决定。他的家庭主要成员——1妻9妾的命运,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他们之中有的是宠擅专房,有的被打入冷宫。这些人的命运,完全由他个人的好恶来决定。至于他的好恶,到底有些什么标准,那就很难说了。
   他的原配于氏,就是因为偶然的一句话,弄得他不高兴,以至牢记在心,从此冷淡相待,成了一个主妇“牌位”。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她是河南省乡间人。她的娘家在乡间虽是一个有钱的人家,但是她却没有读过书,不认识什么字,也不大懂得什么规矩和礼节。我父亲和她结婚的头一两年里,感情还好。有一天,我父亲看到她经常喜欢系一条红色绣花缎子的裤带,就和她开玩笑说:“看你打扮的样子就象个马班子7。”她并不认为这只是夫妇之间的一句玩笑话,却反而讥讽地说:“我不是马班子,我有姥姥家。”她说的这句“我有姥姥家”的话,意思是说她是有娘家的人,也就是说她是一个明媒正娶的大太太,而不是没有娘家人的姨太太。我父亲由于自己的生母正是一个姨太太,因此认为这是她有意揭他的短处,一怒之下,从此不再和她同房。所以她在生了大哥克定以后,也就没有再生其他子女。我父亲做官以后,一直把她撂在项城乡下。后来我父亲在山东巡抚任内派人迎接我的祖母刘氏,她才随我祖母一道来到济南任所。自从我父亲把她接到任上直至后来到了北京,我父亲始终只是在名义上承认她是家庭中的主妇。他既不让她管家,也不和她同居。实际上,使她成了一个主妇“牌位”。不过,我父亲表面上对她还是客气,就是到了中南海以后,他也总是按着历来的习惯,隔个3天、5天,就到她房中坐一会儿。他俩在见面的时候,我父亲一定先问一句:“太太,你好!”她也一定回答一句:“大人(妻妾们一直称呼我父亲为大人,直到洪宪帝制时期也未更改),你好!”接着,再随意谈上几句生活上的闲话,就结束了这照例的一次会见。
    有一次是阳历年,各国公使和夫人先后来到总统府给总统贺年,随后还照例要给总统夫人贺年。她平常在家庭中虽是一个主妇“牌位”,但在这样的外交仪节中,我父亲还是不能不让她上前的。这一天,她穿着红外褂、红裙的礼服,接受外宾们的祝贺。不料正在仪式进行当中,忽有某一国的公使走上一步,到她面前,要和她行握手礼。她当时不明所以,大为惊慌,立刻把身子一偏,口里发出“嗯”的一声,将双手缩回背后去了。这时候,公使一看总统夫人神色有变,动作不同寻常,不由得僵在那里,最后只好同着公使夫人匆匆退了出去。我父亲听到这些情况,就规定以后凡遇接待宾客,需要她出场的时候,就让二姐、二哥和我陪同出场,由我们在旁代为照料问答,不让她自己再说一句话,也不让她再有什么特殊动作,以免再出现其他笑话。从此,每逢遇到这种场面,她就更是一块地道的“牌位”了。
    我父亲在前后两个阶段里所最宠爱的是大姨太太和五姨太太。前一阶段里宠爱的是大姨太太苏州名妓沈氏。由于她在我父亲落泊无聊的时候对他有过恩情,所以我父亲在朝鲜做官期间,就把她接到朝鲜,把她当做“太太”看待。我父亲不但让她管家,还把带到朝鲜去的大哥克定交给她抚养。所以从大哥以下,所有的我们兄弟姐妹们都称呼她为“亲妈”。“亲妈”这种叫法,是仅次于“娘”的一种称呼。我父亲竟让自己的儿女们这样叫她,也就可以看出他对她的宠爱之深了。在当时的一些外交场合中,她同样是以我父亲的“太太”的身份出现。在她的手里,我父亲还娶进二、三、四3个姨太太。事情是这样:我父亲原定娶朝鲜李王妃的妹妹金氏一人为妾。可是,在金氏嫁过来的时候,还带来两个陪嫁的姑娘,李氏和吴氏。我父亲就一并收她们为姨太太,并按她们年龄的大小,排定李氏为二姨太太,金氏为三姨太太,吴氏为四姨太太。还因为这3个人都是在大姨太太手里娶进来的,所以我父亲就让大姨太太担负教导她们的责任。直到我父亲回国在他升任山东巡抚的时候,才把我娘由项城老家接到济南任所,也才把她那块“假太太”的招牌给摘掉。
    过了不久,我父亲又娶来了在后一个阶段里最能得到他的欢心的五姨太太。五姨太太杨氏,天津杨柳青人,是一个出身于小户人家的女子。她长得并不漂亮,但是我父亲对她却特别宠爱。这主要是由于我父亲既赏识她管理家务的才能,又欢喜她口巧心灵,遇事有决断。从此,我父亲对于自己的日常生活,可以既不操心,也不过问。无论是该吃什么,该穿什么,或是该换什么衣服,该做什么东西,都交给她一手经营,就是我父亲的贵重财物也同样交由她收藏保管。我父亲不仅让她照管自己生活上的一切,还让她管理整个家务,管理各房的女佣人和丫头,管理我们兄弟姐妹们,还管理六、八、九3个姨太太。由于我父亲很能听从她的意见,所以不论是谁,只要不服从她的约束,她就可以随时告诉我父亲,由我父亲出面解决。因此,全家上下都因为我父亲的缘故而对她抱有畏惧的心理,就是我娘于氏也不例外。
    上面已经谈过,我父亲在朝鲜原定娶金氏一人为妾,可是金氏本人却认为是嫁过来做我父亲的“正室”的。不料,过门以后她不但不是“正室”,她的陪嫁过来的两个姑娘反倒被我父亲一并收为姨太太。同时在她的头上,还有一个我父亲当做“太太”来看待的大姨太太。她当时才是一个16岁的女孩子。在那样的环境里,她除了逆来顺受以外,不可能有什么其他出路,因此心情是痛苦的。由于精神苦闷的重压,使她成为一个性格古怪的的人。一方面,似乎脾气很好,对家里所有的人都很和气,也从不和人争长论短;另一方面,在不高兴的时候,却会因为偶然的原因,一语不合闹起气来,甚至闹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例如,像前面已经谈过的,她就是因为一言不合,居然把和我父亲对坐下棋的时候所用的棋盘、棋子,都给扔到水里去了。又有一次,她和五姨太太在中南海内一处座落里对着喝酒。大约两人都喝得有些醉意了,不知道为了几句什么话,两个人吵起嘴来。先是动口,接着就动了手,直打得不可开交。幸亏有的佣人报告了我父亲,等到他大声喝止以后,两人才算罢休。她虽是有些醉意,但五姨太太是我父亲当时最宠爱的人,这一点她还是能够意识到的。她是在五姨太太历来的欺压下,忍无可忍,这次为了几句闲话便不顾任何后果地拼起命来。她这种古怪脾气,也表现在对儿女和丫头们的责打上。她还有“重男轻女”的思想,所以对待女儿就比对待儿子更厉害一些。她有时毒打起丫头来,那就更加厉害了。
    她皮肤很白,浓黑的头发长长地从头顶一直披拂到脚下,看起来是很美丽的。但是,她神情木然,似乎永远没有高兴的时候。她不但对待儿女没有什么亲热的表示,就是我父亲有时候到她屋里去,她也是板板地对坐在那里。有的时候,我父亲说到高兴去处,她虽然也陪着一笑,但笑过之后,立刻把笑容敛住,于是她的脸上就再也看不出丝毫笑意。她在过年、过节和她自己生日的时候,总要暗暗地哭一场。她嫁到我家以后,从没有回过娘家,娘家的人也从来没有来看过她。有一次,六姨太太的母亲和哥哥从江苏扬州老家来看望六姨太太。这两个客人,既要给我父亲和我娘磕头,还不能和我家的人平起平坐,这大概就是她不愿意娘家人来看望她的缘故吧。对于娘家过去的情况,她更不愿多说。在中南海的时候,她并不是每天都到居仁堂去的。但是, 我父亲见到有什么好吃的,或是她所喜欢吃的东西,总是时常叫佣人请她同吃。此外,我父亲对于她无论在礼貌词色间,或是物质待遇上,都比较其他姨太太要特殊一些。这或者是我父亲于心有愧,才借此来弥补他的罪过吧!
    她在死前的头一天里,对我二哥说了两件事:一件事,在她过门以后不久,大姨太太借对她教导和管束的名义,对她进行虐待。有一次,大姨太太把她绑在桌子腿上毒打。由于她的左腿被打得过分厉害,受了内伤,以至于临死的时候还经常疼痛,并且还不能伸直。另一件是,她的父母原来也认为她是嫁给我父亲做“正室”的,及至过门以后,才知道她不但是一个姨太太,并且还把她和两个陪嫁的姑娘排在一起,成了个三姨太太,自然已经十分痛心。后来,她又要随着父亲离开朝鲜,更是加倍的伤感。特别是她的母亲看到自己的爱女迢迢千里地到一个陌生异地去。今后自然很少再有见面的机会,因此悲痛和思念的情感,就交织在这个老人的心中。有一天,她母亲在精神恍惚的情况下,仿佛也就投井自杀了。她父亲既痛心于女儿的遭遇,又看到老妻因为女儿的缘故竟至自寻短见,当时悲痛得吐了很多血,3天后也就身死了。她在说完第二个故事以后,又对我我二哥说,她所以不愿意在这以前说起这件事,是为了免得暴露我父亲生前所做的错事,由这一点看来,她算得是“用心亦良苦矣”。除了上面谈过的这几个姨太太以外,我父亲在后一阶段里,还陆续“置办”了几个姨太太。六姨太太叶氏,七姨太太张氏,都是做直隶总督的时候“置办”的。八姨太太郭氏,是他做军机大臣的时候“置办”的。九姨太太刘氏,是他在彰德隐居的时候“置办”的。他“置办”这么多的姨太太,完全为了自己的享乐。这里只谈谈六姨太太的“置办”过程,便可以看出他的荒唐了。
    我父亲在直隶总督任上,曾派二哥到南京替他办一件什么事。由于二哥生性好在外面玩乐,所以公余之暇,就常到钓鱼巷一带走走,因此结识了后来六姨太太。两人一见倾心,互相订了嫁娶的盟约。在二哥临行的时候,她赠给二哥一张照片留作纪念。依照我们家的规矩,儿女从远道归来,是要向父母磕头“请安”的。二哥返津复命,正在磕头的时候,不料这张照片却从他身上失落下来。我父亲看到了这种情况,就指着地上连声问:“是什么,是什么?”当时二哥还没有结婚,自然不敢在父亲面前透露自己的荒唐行为。他情急智生,就说是他在南边给我父亲物色了一个很好看的姑娘,现在带回来的这张照片,为的是征求我父亲的意见。我父亲一看这张照片的倩影,果然很美丽,就连声说:“好!好!”接着便派了向来给他做这种差使的符殿青带了银钱将她接了回来。那六姨太太原是和二哥有着嫁娶之约的,现在看到是袁家派了人来接,很自然地便想到二哥身上,便也收拾行装,欣然北上。没有想到在“洞房花烛夜”,却发现她意想中的翩翩少年,竟变成了一个满嘴胡须的老者,她那哀怨之情,想也不会少于我的母亲吧!
    四姨太太吴氏和七姨太太张氏,都是我们还没有搬到中南海之前死去的。四姨太太是因为“月子病”死去的。当时我父亲正在直隶总督的任上。有的人说,我父亲在临死以前,曾掐死了一个姨太太,有的小说还特别指明是四姨太太,那是不确实的。七姨太太没有生过子女,依照我家的规矩,是应该叫做“姑娘”的。但由于我父亲对她的宠爱,一切给予姨太太的待遇,所以全家上下也都称呼她为七姨太太。当我父亲奉命“回籍养疴”时,他曾带着她由北京到河南辉县暂住,就在那个时候她因病死在辉县了。

注:
1史济道和下文提到的杨令 ,都是在彰德袁氏家塾(即所谓“专馆”任教的老师。)
2吴是同盟会的秘密成员,负责联络北方清军起义。
3旧时达官贵人出行,前有一、二人骑马先导,称为顶马。
4男女佣人对他的称呼:当他做总统以前,称他“宫保”;及至做总统以后,就称为“总统”。洪宪帝制时期,也未更改。
5洪宪称帝以后,我父亲命令把中南海的总统府改名为“新华宫”。
6郭是当时总统府的庶务司丞,我们一般人都知道他。他会照相,我们在中南海内所照的相片都是他和二哥两个人分着照的。后来在我父亲死后成立的“恭办丧礼处”里也有他。
7河南人称呼妓女为“马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