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城市人民政府公众网-袁世凯:新政改良第一人-袁氏文化研究 袁氏文化研究--袁世凯--项城市人民政府网站
网站首页 | 市长之窗 | 项城概览 |新闻中心 |政务公开 | 互动交流 |招商引资 |项城旅游 | 文化项城 | 服务导航
   
  当前位置:袁氏文化研究 >> 研究动态 >>
   
袁世凯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
袁世凯的悲剧也是中国的...
袁世凯:窃国大盗还是中国拿破仑?
袁世凯:窃国大盗还是中...
袁世凯顾问莫大夫:王府井大街原为莫理循大街
袁世凯顾问莫大夫:王府...
他为袁世凯,痴心不改
他为袁世凯,痴心不改
 
 

 

袁世凯:新政改良第一人

2007-04-20  作者:徐绥之  来源:互连网

 
    不论称他“阴谋家”、“窃国大盗”,还是“一代枭雄”,都没改变一个史实——取代持续了两千余年的君主制世袭王朝之共和制统一中国,选择袁世凯,作了它的首任正式元首。在本榜排位过程中,我把袁世凯和蒋介石两人的次序反复颠倒过许多次。我以为,如果不过高估计蒋氏在抗战中的作用,而且能充分认识北洋统治时期中国政治社会和经济成长的重要性,那么,把袁排在蒋之后或可引起更多人的共鸣。


 
    ……局外之吹求,固不难捕风摭词;当局之经营,不得不通盘筹画。——袁世凯(《镇压广宗景廷宾起义奏折》,1902)
 
    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公认,今由弊政一跃而跻之,实诸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国无穷之幸福。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袁世凯(《告南京临时政府清帝辞位电》,1912)
 
    近年以来,国民党之所谓党略,大率借改革政治之名,行攘夺权利之实。凡可以逞其野心者,虽灭国亡种,荼毒生灵,亦所不惜。其运动方法,或以利诱,或以威吓,或以诈取,务使同种之人,互相残害,而自为狡兔三窟之谋。其鼓吹之术,或以演词,或以报纸任意造谣,颠倒黑白。利用一般思想单简之青年,一入彀中,即为所卖,附和煽乱,至死不明。此等鬼蜮行为,即个人尚不能立身,遑论治国。——袁世凯(《告诫国民党人令》,1913)
 
    他(指袁世凯)天生是一位实践家,而非理论家。他没有构想出改良方案,也没有为这方案制定一系列原则,而只是实践了这一切,并证明它们的可行性。然而,即便考虑他的这种实用主义特征,人们依旧惊异,袁何以在总统任内迅速倒向保守主义。——《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一部)》(1986)
 
百年百人排行榜  第十七位
 
袁世凯:新政改良第一人(1859.9.16.~1916.6.6.) 【清咸丰九年(己未)八月二十日生,终年56岁】
 
    不论称他“阴谋家”、“窃国大盗”,还是“一代枭雄”,都没改变一个史实——取代持续了两千余年的君主制世袭王朝之共和制统一中国,选择袁世凯,作了它的首任正式元首。
 
    袁世凯,字慰庭,号容庵。河南项城人。自幼过继给堂叔为嗣子,曾在济南、南京、北京等地读书。两次乡试不中,弃文就武,22岁投奔吴长庆,随“庆军”赴朝鲜平乱。因显露才华,得李鸿章赏识。因与驻朝鲜的日本方面交涉有误,被调回国。不久,复任满清驻朝全权代表。甲午战前,化装逃出汉城,回了天津。1895年底,经荣禄等推荐,被派至天津小站扩练“新建陆军”。他聘用德国军官为教习,所任用参赞如徐世昌,军官如段祺瑞、冯国璋等,日后均成为军政要人。是为袁“走向权力中心的第一步”,并因此成为“全面推行中国军事现代化的第一人”〔注1〕。一年后,袁世凯擢升直隶按察使,仍主持练兵。
 

    1898年,袁世凯捐资支持康有为的强学会。“百日维新”后期,曾应召觐见光绪帝;继而康有为遣谭嗣同密访法华寺,向袁求援;但袁返津即报荣禄,随即光绪被黜,“变法”夭折;事后,袁升任山东巡抚——后来,袁告密导致戊戌政变,便因这些事而成一种“定论”。然而,高阳于1986年重考史料,指出其中另有原因,即:政变是由于慈禧废黜光绪,其实是被刚毅、李鸿章、杨崇伊设下的阴谋所诱使。而袁之告密和“补记”《戊戌日记》,乃是出于自保而不得不为;其作用,只是在事后为镇压维新派提供了证据。袁氏“受嘉奖,以及翌年冬天之被擢为山东巡抚,乃酬庸及诬证而非告密”〔注2,并请参看《康有为》一文〕(或因没见过高氏此论,十余年后,有史家再类似作考证〔注3〕,虽少细节,但对于推翻上述定论,影响似乎更广)。对照高阳的说法,至少能看出通行的近代史书相关介绍之不合逻辑〔注4〕。指出此点,是为客观评估袁氏在戊戌政变中的作用,跟给他“摘帽”或“翻案”无关。
 
    1899年底,袁世凯率新军赴任济南。时山东义和团起,袁视之为“左道邪教”,对清廷要他安抚利用的旨意阳奉阴违,而实行“先抚后剿”。至慈禧向列强“宣战”,他积极参与李鸿章领衔的“东南互保”,一跃成为中外瞩目的实力人物。李病故后,袁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兼参预政务大臣和练兵大臣,仍主持编练北洋常备军;又兼练兵处会办大巨,握实权,创办武备学堂若干。至1905年,北洋六镇中,有五镇归他辖制,重要将领几乎都出自小站练兵期间的袁氏部属。此外,袁还兼督办电政大臣、督办铁路大臣及会议商约大臣,在发展工矿企业、修筑铁路、创办巡警、试办地方自治及开设新式学堂诸方面,均有成效。唐德刚列举这一时期他的建树,称之为“袁世凯的变法改制”,断言:“袁毕竟是近代中国数一数二的治世能臣”〔注5〕。另有史家称:“晚清时期,没有哪一位官员像袁世凯那样,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为改良争取到如此多的东西。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在为改良方案而招募的、日见增多的扈从们的帮助下,他介入了晚清帝国所倡导的体制改革与更新的各个方面。”〔注6〕
 
    但是,袁世凯谋求“在中央搞君主立宪、在省区搞地方自治”的“更深远的计划”,由于跟满清亲贵的冲突日益激化而“触礁”〔注5〕。陈寅恪则认为:袁之主立宪,实因担心“若慈禧先逝,而光绪尚存者,身将及祸”,故窥见其意者“不附和立宪之说”〔注7〕。无论如何,1906年,袁在政争中落败,被迫辞去各项兼差,将北洋军交陆军部,遵旨进京任军机大臣。两年后,光绪、慈禧死去,溥仪3岁继位。不数月,袁被光绪之弟摄政王载沣罢去一切职务,幸赖张之洞等力谏,才保住性命,回乡“养疴”。至武昌起义爆发,袁被紧急启用为钦差大臣节制湖北前线陆海军,旋任内阁总理大臣,进京组阁,使载沣交权。同时攻占汉口、汉阳,诱迫革命党停战议和,派唐绍仪跟南京临时政府谈判,达成以促清帝退位和效忠共和为条件选他当大总统的协议。于是袁和徐世昌等逼隆裕太后下诏,清帝逊位;孙中山同时辞职。1912年3月10日,袁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南北分裂结束。〔注1〕
 
    这段故事,以往史书一向记为袁氏“窃国”。近年学者已重作分析:“袁世凯所以能登上临时大总统的宝座,是因为:①南京临时政府从筹备组建就期盼着袁的反正归来;②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临时政府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存在下去的政权,袁完全有能力将它置于死地,而无需‘窃取’;③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这两个当时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主要因素选择袁作为新政权的核心”。因此,袁的“临时大总统职位并非窃夺而来,而是历史机遇所赐,是资产阶级拱手让与的结果。”〔注8〕

    也在民国元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在宋教仁领导下赢得国会选举。袁世凯视之为中央集权的障碍。其时,中国呈现出“一种奇怪的现象:一个日益倾向中央集权的国家结构的总统,主持着一个事实上的联邦政府”〔注6〕。袁的对策是,先动用军警干涉政治,逼国民党人退出内阁,直至派人刺杀宋教仁。接着派兵镇压“二次革命”,使北洋势力伸向长江流域各省。对此,既有人强调袁氏之阴毒,说这是为他“实现称帝野心扫清了障碍”〔注1〕。也有人认为:“在国家统一体的组织问题上,民国头一年半中的联邦主义,已让位于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机构”,从而使那种“既增加政治参与,又维持社会的等级制度”的“奇特的矛盾状况”得以改变〔注6〕。同期,袁不顾各方抗议,从五国银行团借得2 500万英镑,以缓解中央财政窘境。1913年10月10日,再派军警胁迫国会,把自己选为正式大总统,随后获得列强承认。继而解散国民党和国会,另召集政治会议和约法会议。半年后,宣布废除《临时约法》,实施新“约法”;撤销国务院,改设政事堂和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均听命于总统。又修改大总统选举法,使自己成了“事实上的终身总统”。至此,中南海“俨然已是一个封建小朝廷”〔注1〕。
 
    费正清写到:“革命在1912年废除了2100年来的君主专制,同时它也砍掉了中国这个国家的首级。它总要找出一个人来主持政府。袁世凯接任了中国的皇帝,但它没有皇帝的权力,没有宝座可坐。过去的天子,哪怕是蠢笨的,也具有一切特权和支持它的各种现成机构。他除了是全国行政的焦点之外,还应该是国教——孔教的大法师、三军的总司令、文学艺术的大师,用现代术语说,是行政、立法和司法的首脑。1912年,袁世凯是具备了这些身份中的某一些,但不具备其他,而哪一些是有决定意义的,也不明确。那个整体的头头打碎了,答案并不自动出现。所以,当中国胜利的民族主义正要求强有力的领导时刻,领导的机构却拿去修理了,要变换模型。中国不是在激流中换马,而是从一驾四匹马的马车上换乘一辆豪华小汽车,以免被洪水冲走。”〔注9〕
 
    或许是出于对民国初年国家动乱的厌恶和担心,1914 年以前,袁世凯强化中央集权的一系列举措,曾得到包括严复、梁启超、蔡元培、张謇、章太炎、蔡锷等在内的社会精英的支持和赞助,尽管其中不乏批评、怨言乃至抵制和抗议。但当袁氏企图借机帝制自为,特别是1915年底接受所谓“推戴书”,更于翌年改元称帝,原来的支持便迅速瓦解。不过,这很难说是自动发生的。如当年恰好旅京的陈寅恪所述:“其时颂美袁氏功德者,极丑怪之奇观。深感廉耻道尽,至为痛心。至如国体之为君主抑或民主,则尚为其次者。迨〔梁启超〕先生《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出,摧陷廓清,如拨云雾而睹青天”〔注10〕。
 
    在众叛亲离和举国声讨中,袁世凯称帝80天即被迫取消,恢复共和。他希望继续当大总统,却不被接受,乃羞愤而死。
 
    后来在中国,“关于这一时期的论述,很少涉及独裁政体的实际政策,相反地,人们总是浓墨重彩地描写袁的邪恶品性及其政治活动的反动本质”〔注6〕。而且其中不少,显然别有用意。如唐德刚所举一个例子:前些年出版的一部袁传,虽“每见大陆上新发现之史料”,却未脱“旧调”;如果“把百十条评袁之辞上‘袁世凯’三字划掉,改以‘蒋介石’三字补入去,再重读全文,竟发现也切贴入微,天衣无缝”,于是不禁“哑然失笑”〔注5〕。
 
    许多海外史家没停留在那类“描写”的水平上。费正清写到:“袁世凯出卖共和国这件事,给历史学家一个很好的反思机会。一个坏人给悲惨的事带来影响是不可否认的,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看出某些体制因素在起着作用。”〔注9〕《剑桥中华民国史》列举出“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其一,视辛亥革命和民国创立为“军阀割据状态的开始”;其二,认为“辛亥革命是前革命时期的继续,它不是中国政体衰弱过程中的又一个插曲,而是一场更新政治、社会的民族主义运动的第一个高潮……这是自治和集权两种思想的一次实际较量”——按照后一个观点,“袁世凯担任总统的时期,最好被理解为中国民族主义的第一次浪潮的逻辑结果,它包含着这一浪潮的全部的优点和致命的缺陷”;而一个重要的事实则是:“中国在1914年到1915年间确立的中央集权化的官僚体制,一直延续到1949年”〔注6〕。
 
    近年,大陆史界也对袁世凯有了新说法。例如,认为袁世凯跟孙中山、张謇一样,“同属资产阶级范畴”,只是在当时条件下“转变成资产者”的道路不同:“他们有共同的转化背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造成的民族危机;他们有共同的追求目标——救亡图存,使中国富强。这就使他们互相之间存在着或粗或细的共同利益纽带。但他们向资产阶级转化的程度和时序迥然各异,各自的社会地位也千差万别,使他们走上互有冲突的政治道路。这是资产阶级内部各层次的矛盾的运动基础”。甚至认为:“袁曾经积极推行了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路线和政策,而孙中山则与资产阶级‘隔膜和疏远’,其民生主义‘超前发展’,使资产阶级难以忍受而被‘遗弃’”——但目前,“这一观点尚无多少人响应与支持”〔注11〕。
 

    纵观袁世凯一生,可以相当清楚地分成若干时期。在不同时期,他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有异〔注5〕。本榜没把他排在更靠前,主要因为:平心而论,在包括戊戌变法、东南互保、清末新政、辛亥革命乃至洪宪帝制等一系列历史事变中,他的表现,其实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有时是相当大的被动性,就是说往往缺少主动的选择。在本榜排位过程中,我把袁世凯和蒋介石两人的次序反复颠倒过许多次。最后,我更多考虑了两点:一是蒋在抗战时期所处位置及其作为,直至最后胜利;二是袁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和结局,以及他死后北洋系的内讧与分裂。我以为,如果不过高估计蒋氏在抗战中的作用,而且能充分认识北洋统治时期中国政治社会和经济成长的重要性,那么,现在的安排或可引起更多人的共鸣。
 
〔注1〕章立凡,《袁世凯——一代枭雄的兴亡》,载朱信泉主编《民国著名人物传(一)》,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
〔注2〕高阳,《翁同龢传》(1986),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9年。
〔注3〕戴逸,《戊戌变法中袁世凯告密真相》,《北京日报》1999年6月23日。
〔注4〕李侃等,《中国近代史(第四版)》,中华书局1994年。
〔注5〕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岳麓书社1999年。
〔注6〕〔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一部)》(1983),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中译本。
〔注7〕陈寅恪,《戊戌政变与先祖先君之关系》,载《寒柳堂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注8〕常宗虎,《试论袁世凯取得临时大总统职位的是非》,《人文杂志》1992年第1期。
〔注9〕〔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986),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中译本。
〔注10〕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载《寒柳堂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注11〕转引自曾业英主编《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