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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的3次机遇 临终前大呼“他坑了我”

2007-04-20  作者:  来源:来源:千龙新闻网

 

崛起于朝鲜,立足于小站

  袁世凯虽出身纨绔子弟,但是,在人生的关键节点上,体现出的却是转变的勇气。19岁时,因两次考秀才都落第的他,一怒之下焚尽历年所作诗文,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焉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乃投身和其叔父有深交的淮军首领吴长庆手下(30年后,袁世凯和张之洞等联合推动了科举制度的倒台)。

  投笔从戎给了袁世凯自己无限的想象空间。而1882年夏天,发生在朝鲜的兵变,看似不起眼,却在中日两个大国和袁世凯这个“小人物”身上,同时产生深远的影响。

  同样处于内忧外患情况下的大清国的属国朝鲜,此时因为国王李熙性情懦弱,他的父亲——摄政的大院君李应和王妃闵妃之间的争斗,使局势更加扑朔迷离。当李应之权被闵妃剥夺后,他便唆使兵士作乱。在他们的背后,分别站着中国和日本。闵妃倾向日本,而哗变士兵在欠饷和对日本愤激的情形下,烧杀日本领馆,致使日本使臣逃回。乱起时,朝鲜驻天津官员金允植求援淮军首领、两广总督张树声(李鸿章因母亲去世而丁忧,张乃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张迅即派遣其手下吴长庆率六营(约4500人)淮军,由北洋水师丁日昌的“超勇”、“扬威”二舰护送前往朝鲜平乱。

  袁世凯在出国前已经径自通过其堂叔袁保龄攀援李鸿章。由李鸿章奏举,袁世凯任驻汉城清军“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8月26日,清军进入汉城,以“煽动兵变”罪拘捕大院君李应,交“登瀛洲”舰押送回天津。袁世凯为此立下大功。

  1884年中法战事起,12月,日本鼓动朝鲜开化党人发动甲申政变,趁庆祝邮政局成立之机,刺杀禁卫大将闵泳翊,勾结日军占领王宫组织新内阁。朝鲜旧臣向中国25岁的驻朝特使袁世凯“痛哭乞师”,袁世凯率兵平息政变,再次立功。次年,袁世凯被李鸿章保荐任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

  朝鲜事件的结果,是袁世凯在事实上主动改变了中国不干涉属国内部事务的传统,从而把李鸿章逐渐拖进朝鲜事务,和日本发生正面冲突。1885年4月,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签订《天津条约》。其要点是:双方如果得到朝鲜的要求出兵,事前应该先知照对方。此举为1894年甲午战争的爆发埋下了伏笔。李鸿章无奈地看着日本的崛起。他认识到,只有不断加强对朝鲜的控制,才能抵抗日本的进攻态势。这也在客观上促进了袁世凯的进一步被重用。

  甲午战争爆发时,袁世凯化装从朝鲜逃回北京。侥幸拣得性命后,他在第二年遇上了朝廷欲图雄起的时机。一方面,他上书朝廷提出练兵,另一方面,他结交疆臣权贵如刘坤一、张之洞、荣禄等。几番活动,袁世凯得以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

  生死对决那几天

  历史机遇的存在,只有对袁世凯这样善于应变的人物才有意义。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袁世凯认定,维新派一方可能是一个政治机会,加上他本人的确也算是锐意进取的新派人物,所以,他保持了和康梁的密切接触,并且也提出过变法的主张。直到1898年9月18日,袁世凯才不得不面对帝党与后党、维新派和保守派的生死对决。

  处于危急关头的光绪,给康梁下了一道密诏,望维新派“速密筹设法相救”。维新派捧诏痛哭,求救于袁世凯。当天深夜,谭嗣同到华法寺袁的寓所与他商谈,请他救圣上,“围园劫后”。袁表示竭死力以补救,并怒目曰:“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9月20日当天,袁世凯在假惺惺地向光绪请训后,借口弹药不足和要更选将官,匆匆赶回天津向荣禄(直隶总督)告密。而作为慈禧的亲信,荣禄则连夜进京面禀慈禧。9月21日晨,戊戌政变发生,光绪被囚,随后维新派被捕杀。

  对于袁世凯的告密,目前争议颇多。主要的证据是,首先,9月21日早晨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时,并没有下令捉拿谭嗣同,连康有为的罪名也只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并且在第二天慈禧开始新的训政后,连停止新政的谕旨都没有发布。直到第三天,慈禧太后才大肆捕杀维新派。估计此时,她才得知维新派要罢黜太后的密谋。可见政变当日慈禧并没有得到荣禄的禀报。

  其次,荣禄不可能连夜乘火车赶回北京。袁世凯自述到天津时“日已落”。等他告密到荣禄那里,荣禄再返回北京告密,时间上已来不及了。因为当时京津间火车由于技术限制,在夜晚不能通行。如果荣禄深夜赶回北京,后党方面做好一切准备,接着次日凌晨就发动政变,显然时间上不允许。可见,戊戌政变并非袁世凯告密而发生,但是他的告密促使后来慈禧加重了对维新派的惩罚却是无疑的。

  慈禧差点也要了袁世凯的头。正是荣禄极力保他,才使得袁世凯得以幸免。荣禄说,别人说袁世凯首鼠两端,我看他不是。他是我的人。袁世凯由此转危为安,成为后党的骨干,并被提升为工部右侍郎。这是因为袁世凯在得知北京发生政变后,在天津向荣禄痛哭流涕地表达了忠心,和盘托出了维新派的密谋,才由此得到荣禄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