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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如水印——记我的母亲杜吟秋

2007-06-01  作者:袁辑春口述 赵 晶整理  来源:项城公众网

 

      编者按 :袁缉春同志是四川化工总厂工程师(退休)。他的父亲是袁世凯五弟袁世辅的独孙袁家鼐;文中提到他的大妈,是段祺瑞的三女儿段式巽。袁缉春的母亲是袁家鼐的姨太太杜吟秋。1937年,26岁的杜吟秋为袁家鼐生下一子,即袁缉春。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杜吟秋和袁缉春母子辗转到了四川,从此杳无音信。为了全面了解袁氏家族相关资料,我们开始寻找数代单传的五门(即袁世凯五弟袁世辅)后人下落。在美国的袁缉辉教授、上海的袁迪新女士及成都市、区政协、统战、公安等多家部门和热心人的帮助下,终于在2006年8月初找到了失踪多年的袁缉春一家。在此,我们谨向成都市、区各相关单位和袁缉辉教授、袁迪新女士及四川邛州代春华女士致谢。

  我的母亲杜吟秋,有着诗意的名字,但却不识字。祖籍和出生地址不详,只知道从小就在袁家长大。在姥娘家,她有个哥哥是开餐馆,却从不来往。因此,我猜想,母亲的娘家应该是贫寒的。
  母亲是父亲袁家鼐的第二房太太,在家里算是唯一一个与父亲亲近的人,能进到他的房中,服侍他的一日三餐。
  小时候,我家住在上海租界的一个假三层的西式小洋楼中,楼左侧有一个花园。说是花园,其实也没有栽花,就只有单调的草坪。中间有一个大鱼缸,有水却没鱼。一楼是客厅、餐厅、厨房、车房,二楼住着我的父亲和大妈(即段祺瑞的三女儿段式巽),还有大哥。妈的房间在三楼,我跟着二太董礼然(不知是祖父还是曾祖父的姨太)也住在三楼。家里摆着深棕色的西式雕花家具,沙发也雕花并且蒙着丝绒面料。
  父亲在家总是穿着对襟的褂子,窝在自己屋里看武侠小说,从书店订购的,每月按时送来。他看完的小说扔出来,就成为了我的宝贝。他只在过年这样的日子才出来与家人一起吃饭。父亲不怎么说话,家里人除了大妈外,都不大说话。在没有大妈的亲朋好友来的日子里,整个家里特别清静。
  妈说不上漂亮,中等个儿,到老也没怎么变。她并没有亲自带我,而是把我交给二(?)太。所以我与二太的感情较深,有什么事情愿意跟二太说,要钱也跟二太要。我上学的地方离家还很远,每天都要穿过田坝,因为在抗战期间,总有飞机扫射。家里人似乎都习惯了那样的氛围,好象没有特别担心过,每天上下学我都独自前去。只有在下雨的日子,妈会亲自带着雨伞到学校来接我。这算是小时候我与她最亲近的时候。接到我,妈也没有多话,两人默默地走回家。
  妈不问我的学习,也不问我在学校的事,但我穿的衣服是她照顾的。她的针线活儿很好,自个儿的一些鞋袜、居家的衣服都自己做,我的衣服也是,就是穿出去,也不显粗糙简陋。
妈做菜的手艺也很好。家里有一个福建厨师,所以妈平日并不下厨房,过节的时候才去帮厨。大妈来了客人的时候,也总让我妈去露一手,做她最拿手的炸排骨。记得是用大块的里脊肉裹上面包糠和鸡蛋清下锅炸,而我最爱吃的则是她做的猪肝汤。
  在我印象中,我小时候似乎很乖,从没有让家里人操过心,我妈也从来没有骂过我、打过我。家里也没人陪我玩、带我玩。除了“王排长”(一个河南人,并不穿军装,家里人都这么叫)带我去过大世界,照了哈哈镜,算是记忆深刻的一件事。
  我也不去花园玩,那儿没什么可玩的,也没有小伙伴。我总是从学校图书馆一次就借4本书回来慢慢看,都是各种小说。我也去看电影,譬如《泰山》一类。妈从来不管我,不限制我。
  抗战胜利后,家道也败落了,上海的房子卖了,一家人搬到了苏州。一个远房亲戚叫钱选的,免费提供了一所带天井的房子住着,在平临顿路东花桥巷底山茶树头5号。天井里有一口井,但不能喝,因为隔壁开着染房。房子还算宽敞,家里人仍是每人都有一间房,我还是跟着二太,转学到苏州景海女子师范附属小学读二年级。佣人都没有跟来,家务事就由妈在操持。也许是年少的我缺少观察,总之,就是这段时间,妈也并没有显得特别操劳,日子仍是平静地过着。只是搬来没多久,爸就在那年大年初一拜年回来的晚上突然病逝。
后来大妈带着大哥又回到上海的二姨家,苏州就剩下我和妈,还有二太。
  日子当然比在上海的时候难过多了。妈靠着变卖衣服和首饰维持着这个家。我还记得有一只手表,上面镶着钻石,妈把它们一颗颗地抠下来拿去卖。我读苏州第一初级中学的时候家里交不起学费,老师总是催,后来我就申请了困难补助。但妈似乎也并不特别发愁,仍是井井有条地安排着我们的生活,从不说家里生活困难,更没有抱怨过,还给我零花钱。在她的巧手下,每天的饭菜仍然很可口,她做很小的饺子,皮儿特别薄,最多的时候我吃过100个。
  我爱看越剧、京剧,可票不好买。读苏州电力学校、南京电力学校时都住校,周末才回家,我总让妈提前帮我买戏票。妈也爱看京剧,在家也哼哼,但她从没跟我一块儿去看过。
妈仍然给我做衣服穿,特别是裤子做得非常好,根本就看不出针脚,所以我的穿着也并不寒碜。妈的衣着一直也是简单的,中式的旗袍很素净。其实她衣柜里有好多衣服,但很多都没见她穿过。下雨的日子她还是会到学校来接我。
  妈不跟邻居来往,深居简出,少有地跟我说几句,不是叮咛着我换衣服,就是教导我不要跟人吵架,遇事尽量让着人。街道上组织什么活动找到她,她倒也热心参与,比如识字班,比如“中苏友好协会”,挺能接受新鲜事物。
  那时候,二太已经到上海帮织姑大姐照顾孩子去了。家里常有大妈安排的亲朋好友来暂住,有的怀着孩子住上两三个月,妈也不多说什么。妈最高兴的是大妈的朋友有个在杭州工作的三弟常来看她,每次都给她带来她爱吃的芝麻糕。
  1956年,我从中专毕业,自个儿选了分配地成都。回来告诉了她一声,她也没有特别地不舍或表达什么意见。我到成都电业局工作后,每月30多元的工资,就给她寄去10元,平日里也没什么书信往来。两年后我调到了青白江的四川化工厂,知道她从苏州到上海缉辉大哥家帮带小孩,我就叫她到我这里来。她把户口迁过来,跟我一起住在青白江城厢镇的王家花园。
  王家花园是一户大户人家的房子。当时川化厂的化工学校就设在这里。因妈来了,我就向单位提出申请,在这里给分了两间。这里环境好,带花园,有天井,大门口还有一棵很大的皂角树,洗衣服时就用竹杆打下皂角来使。可这里离厂远,每天总是天不亮就要往厂里走。
妈来后,我所有的生活都是她照料。她将荠菜剁得细细的,拿糯米粉拌上油炸,很香。还做炸茄饼。听到的、看到的,都回来试着弄来吃。最拿手的油炸大排是没做过了,因为在当地买不到这样的材料。每天她都做好晚饭等我回来,但两个人坐在一起,又不说什么,一天说不到一句话。日子就这样安静而平和地过着。
  过粮关的时候,妈养了一只羊,每天割草来喂。我的定量40多斤,加上妈的居民定量,粮是够了,所以没有遭什么太大的罪。后来,我们搬到厂区门口的刘家院子住,是农民的房子,条件差了很多,妈破天荒地种了一蓬黄灿灿的菊花。
  有一天,我下班回去,发现饭没做,叫人也不答应,到她房里一看才发现她躺在床上已经不能言语也不能动弹。我赶紧借了一个平板车把她拉到厂区医院。她在医院住了有半个月,有意识,但全身瘫痪,也不能说话。在这期间我每天都抽出半天时间陪在她身边,也没照顾她什么(很多事情都有护士做)。就这么静静地陪着,就象她从来都静静地陪着我长大。从她脸上看不出有什么太多的留恋和痛苦。她保持着她一贯的平静。我没想到她会死,只以为可能难以治愈。直到有一天正在上班的时候,医院打来电话,才有了这个概念。我找到单位领导,组织上给安排了墓地,同事们帮着抬埋了她。不晓得为什么,整个过程中我没有流下一滴眼泪。母亲去世的时候59岁,是在六十年代末或是七十年代初,准确的年份已经记不清楚了。
  我的母亲,平平淡淡地过了一辈子,与世无争。我没有怨恨过她,似乎也没有深爱过她。一切淡如水印。